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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1999-10-29 来源：中国包装网责编：中国包装网 浏览次数：

　　在一般人看来，植树和造林是一回事。但从生态的角度看，一片树木并不等于一个森林。这个道理就有点像“一千个舢板捆绑不成一艘航空母舰”的道理一样。

　　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亚欧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蒋有绪等一批学者指出，中国当前的植树造林工作还是相当盲目和缺乏科学性的，频频爆发的病虫害就是这种盲目造林的恶果之一。因此，加强研究、提高科学性和借鉴别国经验，是中国今后植树造林工作的关键。

　　据统计，中国森林病虫害猛于森林火灾。近几年来，森林病虫害迅速加剧，并在中国各地肆虐，每年发生森林病虫害面积达1．2亿亩，每年减少林木生长量1700万立方米，经济损失达50多亿元，远远超过了因森林火灾带来的损失，并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仅在黄河、长江的发源地青海，1999年就几乎有20多种林木病虫害同时发难，282万亩森林遭受危害。

　　中国发生面积最大和危险性最大的森林病虫害主要有6类：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病、松毛虫病、杨树天牛病及森林鼠害等。松材线虫病对于松树是一种毁灭性病虫害，松树如果染上此病，两三个月内即可死亡。这一病害在两年前已扩大到江苏、安徽等5个省份，仅安徽省就已累计病死松树98万株，直接经济损失达1．2亿元人民币。

　　从去年底开始，江西吉安市遂川、安福、吉安县等一些县市的松林出现大面积虫害，仅在吉安县，就已发现越冬代马尾松毛虫有虫面积5．6万亩，部分山场已成灾害，其松毛虫病情是该县15年来最严重的。而一种毁灭性的新虫害──“萧氏松茎象”，已危害安福县4万馀亩湿地松，造成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今年上半年，云南中甸县和保山市出现大面积虫害。中甸县森林受灾面积近4万亩，主要是松叶蜂虫。保山市森林受害面积近2万亩，每株树上至少有成虫60至70条，有的多达200条以上。毛虫所到之处，松针几乎被吞噬殆尽。据初步鉴定，此次发生的松毛虫害主要是食性杂、蔓延速度快的德昌松毛虫。经过一个多月的疯长，大多数松毛虫已达到四龄至五龄的成熟期，一旦达到五龄以上的成熟期，人们就很难对其进行防治。这就意味着秋季到来之时，更多的森林难逃第二代松毛虫毁坏的厄运。

　　松树是中国造林绿化的主要树种，也是绝大部分着名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树种，这就严重威胁了不少风景名胜地。许多地方发生杨树天牛虫病时，只得将树木砍掉，难以防治。

　　中国森林近年遭受日渐严重的病虫害，除了气候异常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工造林的不科学性导致的生态失衡和森林抗病虫害能力脆弱。

　　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有绪说：“中国当前的植树造林工作还相当原始，以为随便植树就是造林，所以只管植树，只追求森林覆盖率和森林的经济效益，极少考虑到森林的生态问题。殊不知单一的树种所形成的脆弱生态，就是日后病虫害的根源。”

　　宁夏三北防护林建设时，只有杨树一个品种，结果天牛虫害发生时，只有伐树，防护林网被迫砍伐，令人痛心。内蒙古乌海市几年前一厢情愿地栽下5万亩杨树，目前已经死光。因为那里的沙漠地区只适合种草而不适合植树。树木的蒸腾作用就相当于抽水机，当沙漠地区宝贵的地下水被“抽”走后，树木只有死路一条。

　　陕西省米脂县计委在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县项目建设中，以每棵8元买来油松树苗，因为不适合在当地种植，栽上后全部死掉。西部一些地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大量栽植“生财林”，造成树种结构单一、防风沙能力差、产业趋同等问题。

　　这些惨痛的教训直到现在仍没有唤醒人们的认识。虽然西部一些地方正热火朝天地实施退耕还林、防沙治沙、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建设，但许多专门研究生态治理的科研院所却门可罗雀，专家学者乏人问津。

　　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防沙治沙技术研究机构，该所创造的“方格植草法”防风固沙技术以及在沙漠和乾旱地区建立人工生态系统等技术，代表着当今世界治沙领域的最高水平，世界上50个国家和地区先后派人前来学习、取经。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西部地区来求教者寥寥无几。研究所计划处副处长肖洪浪无奈地说：“许多地方都在实施防沙治沙工程，但很少人来咨询我们。”

　　“三北”防护林建设局花费3年心血编制的“三北”地区生态建设最完整、最权威的规划，一直被束之高阁，到目前为止尚无“三北”地区的政府和生态工程建设部门前来叁考和借鉴。

　　在生态科研院所受到冷落的背后，是一些地方盲目上马生态工程，植树造林不讲科学。有些地方为抢时间、争项目、要资金，匆匆出台生态工程规划，科学性大打折扣。有的地方只知道种树，但该种什树、每亩种多少、能否存活却缺少科学依据。

　　从世界范围看，目前在森林保护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北美和欧洲。北美地域广阔、人口密度不大，森林是在没有大规模破坏的情况下就开始保护的。欧洲的人口稠密，森林是在受到严重砍伐破坏后重新植树造林和保护起来的。因此蒋有绪院士认为，欧洲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借鉴。

　　叁加“亚欧森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的丹麦森林和地貌研究所的科赫教授说，欧洲的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工作已经有250年历史了。在250年前，欧洲森林曾经遭受过被滥砍滥伐的厄运，其破坏程度与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

　　科赫教授说，虽然欧洲已经有250年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工作的历史，但是由于不同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也不一样，所以森林政策也不断变化，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正在大力植树造林的中国，或许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19世纪的欧洲，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对木材的需求不断增加，所以当时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木材的需求。在这个目的的驱使下，欧洲的森林变成容易管理而又高产的单一树种，生物的多样性和森林的多用途价值就被忽略。这种植树造林的结果是后来的生态不稳定和病虫害的频繁爆发。

　　到了20世纪，欧洲人认识到森林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于是在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时，尽量考虑保持再造林与天然森林生态系统一样协调。为了实现再造林生态接近天然林生态的目的，欧洲人放弃同一时期把树种满的方法，而采取不同时期种不同的树木，让不同的树木在年龄和空间相互错开。虽然这样再造林的面积可能减少，但是森林的防护效果却大大增强。

　　科赫教授还说，在林业上，积极的方法往往来自负面的经验。欧洲的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工作有以下一些经验可以供中国借鉴：

　　一、保护天然森林。二、不要把半天然森林变成单一年龄和单一树种的林区，而应该尽量让它在整体上接近天然状态。三、让种植的树木尽快变成“真正的森林”，这样才能算是成功的造林。这不但需要种植和管理树木，更需要经营好整个森林，也就是说“要遵从和支持自然规律”。四、植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考虑新种的树木是否与整个地区的生态相适应。五、优先考虑当地的树种。六、有足够的耐心，因为种植的树木需要几十年才能变成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蒋有绪院士认为，科赫所谈论的欧洲经验对于提高中国在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方面的科学认识非常有帮助，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落实。因为中国植树造林所面临的问题还不只是科学认识，还有林业体制和机制上的滞后、政策不够完善、资金投入不足等多方面问题。这些问题导致设备设施的缺乏、人才培训不足、补贴不够、宣传教育不力和监测能力不高，并直接影响着中国植树造林水平的提高和政策的落实。

　　据《西部开发报》报道，云、贵、川、渝等地无论是已经还林的耕地，还是即将实施的规划，都普遍存在着经济林比重过大的倾向。四川、陕西退耕还林中，经济林种植约占70％。世界自然基金会最近对两省进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研究时发现，几乎所有退耕种植的都是经济林。云南和贵州经济林的比重也接近50％。

　　专家指出，经济林比重过大将使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因为有些经济林的水土保持效果不及生态林的30％，难以实现改善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预期目的。

　　另外，经济林比重过大将造成产业结构趋同，使农民的利益受损。据分析，云、贵、川、渝的经济林大概分为四种类型：乾果类、水果类、药材类和其他类。前两类约占经济林的50％，而在乾果类中，核桃和板栗又占了大多数；水果类中，传统的苹果和柑橘也占了绝对比重。从长远来看，大面积地种植经济林且产业结构趋同，农民将难以获得预期的收益，结果可能会重新毁林开荒。

　　现行政策的不配套也影响了人们植树造林的情绪。目前退耕还林还草的基本措施是“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但存在一些政策不配套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对农民的补偿不足；相关税费的政策尚不明确；对植树种草所需的必要配套投入考虑不足；对于植树种草的苗木费用所制定的补助费标准与实际需求有较大距离；剩馀劳动力转移问题和退耕之后的返贫问题。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民们对于实行退耕还林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情绪。另外，由于对有关税费的减免与否没有明确的规定，也使地方政府感到不知所措。对此，专家呼吁亟需由中央对退耕还林（草）的有关政策加以完善和细化，才能保证这一重大政策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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